李海培:用自己的话语体系发声

李海培:用自己的话语体系发声

家居装修设计网2015-04-27 09:41
李海培导演,笔名羽舒,星博时代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办人。纪录影像是人类认识和发现世界的手段。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的纪录片是描写、记录、研究大千世界的电影。纪录片是现实生活的见证,也是历史的忠实写照,因而能以其无可争辩、令人信服的真实性和来自生活的特有的艺术魅力,去影响、激励和启迪观众。纪录片美学观的奠基者维尔托夫认为纪录片最核心的价值就是真实,摄影机是时代的见证和生活的眼睛。


李海培
李海培

导演,笔名羽舒,星博时代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办人。

纪录影像是人类认识和发现世界的手段。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的纪录片是描写、记录、研究大千世界的电影。纪录片是现实生活的见证,也是历史的忠实写照,因而能以其无可争辩、令人信服的真实性和来自生活的特有的艺术魅力,去影响、激励和启迪观众。纪录片美学观的奠基者维尔托夫认为纪录片最核心的价值就是真实,摄影机是时代的见证和生活的眼睛。岁月更迭,纪录片的涉猎范围已越来越广,表现形式也愈加丰富,然真正能够触动我们内心的,还是那些发现真实世界的影像。

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李海培在这条朴实的艺术之路上走了十余载,这些光阴沉淀下来的有她对纪录片的深层理解,也有她对纪录对象的独到认识。在摄影机后,她用自己的视角记录了一个她所经历、所看到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出现的人、发生的事也一次次让这位女导演不断地审视着自己的人生路。从电视台编导,到独立制片人,再到文化传媒公司的创办人,这一路的转变,就是她自己给自己的答案。很多人追问生活的意义,对于久在樊笼里的我们,或许,一个敢于出发敢于实践敢于问路敢于突破的她,能给予我们对生活意义叩问的启发,让我们听到一些有力量的声音……

李海培:用自己的话语体系发声

世界在前,生活在后

《诚通CT+》:拍纪录片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为什么你会选择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你觉得拍摄纪录片给你带来了什么?

李海培:人生很短暂,人这一辈子,能够发现自己的热爱和兴趣,然后做好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难得。我想,任何人,当他发现他毕生的热爱的时候,都会竭尽全力去追求,以获得他精神上的幸福和满足感。这也是别的事情所无法替代的。纪录片激发了我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所以,即使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我也心甘情愿。

因为做纪录片,我看到了更宽广更真实的世界,看到了更深层更本真的人性,也看到了我自己的内心。其实,人的幸福感大概都离不开一种关乎自我的定位和归属感,有人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找到了归属,有人则在另一种价值认同中找到了同类。在我看来,纪录片是最真实的,真实的东西最有力量,也最有魅力。我用自己记录的影像来表达我关注的视角、人物和内容,然后再获得世界给我的反馈。我爱纪录片,爱这种表达方式。我渴望自己短暂的生命能用来爱,纪录片使我找到了我表达爱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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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通CT+》:你在制作你的第一部独立纪录片《我们曾为奥运工作》的时候,你是怎么思考的?

李海培:十几年前,我在央视做纪录片,但那个时候做的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记录片,而是专题片,有采访,有解说词。那时我主要做一些人物的专题片,我制作了《李云迪》,后来又制作了上海东方卫视的世界名人访谈节目,采访了建筑大师贝聿铭,影视明星妮可·基德曼,前香港总督彭定谔康等。但这些人物的专题片并没有真正地点燃我对纪录片的热情。

我真正被纪录片震撼到,是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那时我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纪录片,我清晰地记得那种观影的感觉是跟看故事片完全不一样的,它的震撼效应甚至超过了故事片。可能有人会说,纪录片是不是小众,是不是枯燥,其实不是的。如果把纪录片以讲故事的形式表现出来,就会很有故事性,而且纪录片的真实的力量是远远超过故事片的。在法国的这段求学经历让我比较早的建立起了对纪录片的概念。但真正让我发现了纪录片是我的毕生所爱,却是在奥组委的那段工作经历。

我刚从法国回来的时候仍然还是在做电视,做媒体。但后来奥组委的一个招聘机会,让我近距离的接触到了一份很特别的工作。选择进入奥组委工作,是因为我想在我20多岁的时候接触到更多新鲜的事物,所以我暂时放弃了当时所拥有的东西很坚定地就加入了。但这份工作很特殊,特别忙碌琐碎还是临时性的。我签了三年的合同,三年之后,这工作也就结束了,我也和其他奥运人一样面临着重新就业。在奥组委,是各行各业的人聚集到一起来办一个体育盛事。在这个过程中,我一边工作,一边无意识地举起了我的摄像机。

我手里一直有一个小DV,在留学期间也养成了一个走到哪拍到哪的习惯,但拍的东西大多搁那儿没时间剪。在奥组委的三年,我是踏踏实实地拍了三年,等到奥运结束的时候,我们奥组委的工作人员也集体面临失业,对我们也是一个很现实的经济危机时期。重新找工作,其实所有的人的压力都很大,当时我也在思考我是重新回归电视台,还是改变自己的职业方向。本来我也可以接受推荐去政府部门当一个公务员,那时的我也已经30出头了,公务员这种稳定的工作其实对我来说还是挺合适的。家人也觉得这个工作机会相当于是奥运的一个馈赠了。但这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职业和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呢?

因为有了这么个想法,我也就没有急着去赶这个找工作的大潮,而是用这段时间把我这三年在奥组委工作期间插空子拍摄下来的素材剪辑成了一个80分钟的纪录片,我很直白的将它命名为《我们曾为奥运工作》,它无意中成为了我第一次独立做纪录片的一个尝试。当时拍摄的人物都是我在奥组委工作的同事,他们跟我非常熟悉,所以他们在镜头前的表现也是非常真实,非常自然的,全当镜头不存在。也正是这种真实,让这部纪录片拥有了它的价值。

在做纪录片的时候,是跟拍摄的主人公一对一的交流,这样就可以更深入到主人公的情感世界。这些人的命运,这些人对奥运的情感,我把这种志愿者的情感记录了下来,它所呈现出来的真实、自然与深度是与我过去做过的人物专题片完全不一样的。这部服务三年奥运会的“副产品”可以说是我跟纪录片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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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通CT+》:2010年,你完成了《边疆问路》,这部作品获得了很多肯定,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去边疆的这段旅程对你具有何种意义?

李海培:在奥组委工作期间,我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面对这个病,我觉得精神上的充实才能够给予我力量。我也想知道是不是我得了这个病,就没有资格去追求我的梦想了。这也是我萌发去拍《边疆问路》的原因之一。我把我的这个病当作我身体的一部分,我会去正视它,尽量控制它,用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撑自己去走一条也许是崎岖的路。

那年我31岁。机缘巧合,我的一个朋友正好想去边疆,所以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这也促使我要去实现拍这样一部片子的想法。但是,我那时刚刚结束了奥组委的工作,也没有什么积蓄,可拍一部纪录片是需要有投入的,但我又觉得如果我考虑那么多,想那么多,我就永远都出发不了了。

虽然我也尝试过去找赞助,但是本身我的脸皮比较薄,而且在外人看来,我这样一个得了强直性脊柱炎的女孩要去走边疆,拍纪录片,到底会拍个什么东西出来,谁也不知道。而且找赞助就需要迎合别人的需求,对我来说,我当时是没有那么多精力去考虑这些的。索性,我就拿出自己的积蓄,去做我想做的事,去拍我想拍的,至于后面会不会有商业回报的事,我想都不去想。我就把它当作一次对自己人生的问路。

这一路走下来,我收获了很多,我也更加地清楚了自己对纪录片的热爱。这段路途,也让我更加明晰了自己想走的路。我觉得影像是一种表达方法。每个人因为各自的职业,生活环境、各自的人生观、价值观,会有各自对这个世界的解读,对这个时代的认知。有些人可能会通过绘画,有些人可能会拿起笔,去表达,我觉得不管以哪种方式去表达,都是对自己人生路上感悟的一种提炼。

每个人活在世上,梦想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选择很多种方式去外化你精神上的追求,这就是梦想。人生绝对不是仅靠一份稳定的工作,衣食无忧,然后不断地去追求物质享受,我觉得这只会让人越来越找不到方向。所以我认为,人这辈子能够找到自己的热爱,是非常幸运的,不管这份热爱需要你付出多少艰辛,甚至你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值得的,你觉得通过你的这份热爱和这个时代这个世界联系了,你能把你的这份热爱外化了,能够跟人一起分享,就是最有价值的事。对我来说,纪录片是最可能接近真实的第一线,拍摄纪录片赋予了我价值感,所以我会义无反顾的继续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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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通CT+》:你去过很多的地方,也接触很多形形色色的人,那么你是怎么看待世界,怎么看待旅行的?

李海培: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能够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世界,就看你怎么去运用这种自由。因为受母亲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旅游,小的时候我母亲经常会带我去黄河边上散步,背唐诗,让我感受大自然,感受从诗歌里提炼出的感悟。可能我从小受到这样的熏陶,所以就会使我现在还怀有这样的一种浪漫主义情怀。

我想,旅行的意义不是你到此一游,而是在于你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对于人性的思考,这是与旅行叠加在一起的。就像我后来去印度旅行11天,我用两天的时间剪辑出来了一个纪录片,我姑且称它为影像游记,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法,我以拍摄纪录片去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在旅行当中,我看到了人间的苦难,贫富的悬殊。我也越来越喜欢用旅行。所以我去过的很多的地方,对我来说它们都不一样,而它们的不一样,很多时候是人文赋予它的。我喜欢交朋友,喜欢和当地人聊天,不看旅游环线,而是真正深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去,看他们是怎么看待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地方,看他们的生活状态。

人生活在不同的国度,受到不同的文化熏陶,然后在这样的环境下会怎么去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这种文化交流也可以相互借鉴。比如我去一个地方,也会有忧郁的时候,可是跟大家一聊,获得他们的安慰,可能言语不通,但是真的就能感受到那种人性的相通。不存在国界,不存在语言的界限。

之后我在拍纪录片的时候,这种跟人的交流的愿望,这种很快就能和大家亲切起来的感觉帮助了我去拍纪录片,因为拍纪录片想要捕捉到更多的隐藏在表面之后的情感,需要拍摄对象愿意向你倾诉。就这点来说,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因为当我拿起摄像机去拍摄的时候,别人愿意跟我有心与心的交流,表达他们真实的心声,这是非常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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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行且惜,筑路新程

《诚通CT+》:现在大家经常会谈到文化输出,你认为纪录片是不是一种很好的用以做文化交流的方式?

李海培:绝对是。现在CCTV-9的开播就是想做这样一件事。据我所知,以前中国也有影像作品输出到国外,可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很假,就不欢迎它。但纪录片就不一样,纪录片是在表达真实的东西,记录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以我觉得纪录片是特别好的用以做文化交流的方式。国际上也经常会组织一些电影节,这些电影节将大家集中起来,我觉得它是非常好的一种通过影像环游世界的方式。

我想,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的纪录片,就像每个家庭都应该有自己的家庭相册一样。我们可以让国外的观众通过讲述真实的纪录片来了解中国。只有真实的东西才能打动人,发人深省。纪录片不需要我们去添加令人怀疑的修辞,它就是凭借它最真实的记录来连接国与国,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只有相互了解了,才能加强相互间的理解。我觉得纪录片是一种对心灵的洗礼。你要对一件事有深厚的理解,一定是需要积累很多的素材的,你要有数据,要有提炼。纪录片导演就像一个解谜者,也是一个解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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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通CT+》:拿中国的纪录片与国际上的做对比,你觉得它们有什么不同,你又怎么看纪录片未来的道路?

李海培:纪录片在国外是家常便饭,可以说是一种习惯,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纪录片,甚至拿起手机就可以记录。在国外,纪录片的状态就像是一个金字塔的形状,他有很深厚的积累。但在中国,纪录片的状况却像是一个倒过来的金字塔。很多刚毕业的导演,只有很少的人去拍纪录片。

美国人曾经经历过一个娱乐至死的时期。但娱乐总是空洞的,只有回归现实,关注现实才是有意义的。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更加的放大了个体的语言。大荧幕,大制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大家有更多的选择,可以自主选择自己想看的。我想,未来的纪录片会向短片形式发展,传播途径也会互联网化,比如大家在坐地铁的路上,就能看一部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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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通CT+》:从独立制片人到创办文化传媒公司,你是怎么决定做出的改变,又是怎么思考纪录片的市场的问题呢?

李海培:在走完边疆之后,我就坚定了自己一定要做团队的心。曾经有一位加拿大的老师跟我说:想做独立,有独立的精神就可以了,不代表你要一个人去做。这句话对我的触动很大。以公司的形式,大家就可以一起成长,一起积累,大家的技术也可以得到磨练。我觉得这是一条必然之路,我不可能永远一个人做十个人的工作,而是要懂得去跟人合作,让大家都能发挥出自己最强的一面,这种专业性也可以使我走得更远,不受技术上的限制。

在走边疆的时候,我其实完全不知道纪录片的市场在哪。但是随着我去看了很多电影节。我渐渐明白,这个事业需要有良性的循环。纪录片导演的生命需要在作品里得到呈现和延续。我觉得坚守纪录片的情怀很重要,但是不能曲高和寡。一部成功的纪录片,需要有好的制片人,他要有足够高的人文素养,去理解导演。考虑市场的问题,纪录片一方面要有公共电视台作为大的引擎去做推动,国内CCTV-9的开播就是为纪录片提供了播出平台,让观众可以去看,慢慢感受到纪录片的魅力。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纪录片还处在它的一个表达期,需要创作者去供养影像。基金会,国家性的扶持机制,就是在支持纪录片导演可以做下去。

其实,纪录片下面包括各种各样的形式,我们不能强求观众去看什么,而是要让纪录片百花齐放,这样才足以记录这个时代。《舌尖上的中国》算是中国纪录片的异军突起,它打开了观众对纪录片的认识,让观众开始爱看纪录片。而像《爸爸去哪儿》,它的策划也很成功,它切中了当下人们很关注的爸爸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好看,这个东西才会吸引人。任何一个成功的制作,必然要投入精力。我并不想为了市场而市场,然后淹没在市场中,我还是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东西,哪怕只感动一小部分人。虽然大家很寂寞,但这就是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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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通CT+》:你现在在选择拍摄题材的时候会有怎样的考虑和要求?

李海培:我拍摄的题材主要以历史、人文相关的为主,这是我擅长的。我想专注于我所擅长的,这样慢慢就能形成我自己的风格,我关注人的故事,希望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大家泪中带笑的正能量,而不只是妥协、屈服。在这世上有很多有力量的东西,我不想只是揭露黑暗,我想做的是传播正能量。我对人物的选择和挖掘,一定是这个人身上是具有闪光点和感人的力量的。观众在看影片的时候,会折射到自己,我希望给观众以好的影响。

《诚通CT+》:除了纪录片,你还有拍微电影的经历,你感觉拍电影和拍纪录片有什么不同?

李海培:纪录片是偶然的,没有办法预料,拍纪录片是对真实的捕捉,没有捕捉到就过去了。但是拍故事片是靠演出来的,它可以反复的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去拍,直到拍到你想要的,它是能调动所有的资源来完成的一个作品。在我看来,故事片和纪录片有它相通的地方,都是观察人性,解读人性。

我不在乎以什么方式去表达。我不知道其他的导演会怎么想,我觉得表现形式都是外在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要磨练自己的内在。我们要通过一种清晰的情感表达在观众的内心留下些什么,要对人生有思考,对观众有启发。作为纪录片导演,我追求真实的感动,故事片虽然是演出来的,但只要有情感逻辑上的真实,就能打动观众,我做纪录片出身,我对创造这样的真实有信心。

另外,电影对于我来说不是红毯上的镁光灯或者娱乐圈的俊男靓女,它更像是一个安静的角落,一束灯光照耀在一种令人敬畏的经典美之上。拍电影就像是去造梦,是超脱于世外的惊鸿一瞥,它能让自己的感官品味大不一样。

拍微电影的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拍摄手法、镜头运用和剪辑中讲故事的方式,这些由于没有更多真实镜头的支撑而不得不采用更艺术的方式去呈现的环节,需要智慧、需要对真实生活的细微观察和揣摩。这种思维训练绝对能给我日后拍纪录片,或更多类型的片子以宝贵的借鉴。

《诚通CT+》:你怎么评价自己这一路的足迹,有没有对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做出了什么规划和打算?

李海培:这一路上我走的每一步,都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我始终觉得,只要找到理想与现实的平衡点,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人不可能活在绝对的两极,太过于现实会变得世故,缺少了生命的活力,太过于不切实际会让梦想成为空想。在梦想与现实之间一定有一个中间地带,那里会容纳梦同时也容纳生活。

任何事情的实现都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做着做着也许就到达了一个人生阶段的彼岸。为梦想在现实中积累其实就是在追梦,即便暂时的蛰伏也没有关系,只要不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我并不在乎是否能在巨大的压力中升级进入所谓高大上层面的业界女性,我在乎的是如何坚持人生的信念,升级到生命中一个自由的境界。

采访、撰文/《诚通CT+》邹蕴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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