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刘国柱：画廊要培养消费者艺术品位

6月12日，当代著名书画家刘国柱在位于琉璃厂东街的茹古斋又收下10名高徒。

多年来，刘国柱经营的茹古斋声名日隆，不但让众多艺术家得以成名，还培养了众多入门级的百姓收藏者的艺术品位。拜师仪式结束后，刘国柱在二楼的绘画室里接受了专访。

新弟子给刘国柱敬茶

　　正式收徒35人 不少人已成名

十多年来，刘国柱共正式收徒35人，其中不少已是当今绘画界的佼佼者——如大弟子徐宝铭，从艺50余载，擅画奔马;三弟子王洋，擅绘花鸟;四弟子赵开雷，以历时13年完成102位中国帝王图而闻名。

刘国柱坦言，自己的徒弟除了职业画家外，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可谓有教无类。

“徒弟们也都很忙。所以，教学是不定期的。”刘国柱说，在教学方面，他从来不计投入。“每年，茹古斋买宣纸要几百刀，墨一买就是10箱子。一年下来至少要花六七十万。”

　　8岁起受大师教诲 成名于“青花蓝”

刘国柱，字檀人，号蓬莱客，蠡风堂主，他是当代著名书画家、书画教育家、收藏鉴赏家，也是茹古斋的总经理。

刘国柱是1960年生人，小时候家在北京市宣武区菜市口，距离琉璃厂咫尺之遥。或许是受到琉璃厂这块驰名中外的“文化宝地”的熏陶，刘国柱从小喜欢绘画，8岁开始系统学习中国画，之后幸运地陆续得到常铁钧、王鸿、任率英、靳尚谊、马运洪、孙滋溪等艺术大家的亲身授教。

刘国柱的代表作是水韵黄山青花系列。采访过程中，刘国柱不时流露出对“青花蓝”的偏爱。“青花蓝是沉静、神秘的象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青蓝用十，中国红才用一。可以说，世界了解中国，是从瓷器开始的;而了解瓷器，是从了解青花蓝开始。它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色彩，更是一种来自东方的文化符号。”

对刘国柱的青花蓝水墨画作品，业内有着高度评价，认为其作品以大型山水为主题，并赋予鲜明的当代审美特征，创作出独具特色的青花山水意象，形成清丽典雅、灵动隽永的艺术风貌。

尽管创作受到盛赞，但刘国柱谦虚地表示，青花水墨绘画不是他发明的，是老祖宗的传承，只是传统上将青花蓝直接用于瓷器上的更多，直接用于中国画创作的极少。

刘国柱具体解释说：“用青花蓝在宣纸上创作，确实有难度。因为它“跑”，就像野马一样，创作过程中会有很多不可预料的色彩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你得顺应着它来，要借它的势，必须和它有一种天人合一的关系。”

　　“我们不能去做文化汉奸”

从青花蓝，刘国柱讲起了中国传统的神文化和黄老文化。在刘国柱的眼里，文化在先，笔墨在后。

位于琉璃厂东街的茹古斋，有着二百多年的历史，匾牌是光绪帝师翁同龢亲笔题写。刘国柱觉得，自己经营茹古斋，是对得起这块招牌的。

在他看来，传统的中国艺术与经籍同功，不但不应该被湮没，相反地，它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最高端的精神食粮。如今，很多艺术家都以全盘西化为荣。但刘国柱认为，中国艺术不应走向全盘西化，而应该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国艺术家应该积极为传统的文化产品找出路。

“西方人过分强调艺术个性，没有‘祖国’，没有‘师承’，只说自己。而我们这个土地不是。我不认为小众的才是美，在中国传统艺术领域，一直以来都不是这样。比如瓷器、紫砂壶，都是因为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然后才成为艺术品。所以，真正的中国艺术家，理所应当是某个领域的优秀代表。”

谈起当今的艺术市场，刘国柱忧心忡忡。“当下，艺术从业者应该研究的，是怎么保护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历史传承，而不是研究怎么去模仿西方。”

他用抑扬顿挫的声音说道：“我们中国艺术家不应该成为西方的打工仔，不应该将话语权、定价规则都拱手于人，让那些被国外基金违背艺术价值炒起来的所谓艺术品扰乱了我们的审美情趣。我们不能去做文化汉奸!”

“国外的基金收画，把价格炒高了，再卖给中国的大老板。花钱的都是中国人，挣着钱的都是外国人。这太可悲了。有识之士，应该更多地参与书画市场的建设，中国的书画市场，应该由中国人做主说了算!”

　　“画廊要培养消费群体艺术趣味”

多年来，刘国柱也一直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刘国柱一直在中国的书画市场上探索，被业界赞誉为“中国书画市场运作第一人”。

在刘国柱看来，画廊具有培养消费群体艺术趣味的职能，画廊要指导买家选购具有升值潜力的书画作品，同时指引中国书画各种艺术风格和流派的发展方向。

这个想法，让茹古斋变成了“平价画廊”，打破了以往画廊“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陈旧经营方式。“在我们这里，一二百块钱的画也有!花个几百上千，也能买到极具收藏价值与升值潜力的字画!”刘国柱说。

不但如此，茹古斋还开画廊之先河设置了“天天笔会”，可供50多名艺术家同时现场创作。

以“天天笔会”为载体的经营模式，是吹在一级书画收藏市场的一股新风，以至于泰国王室成员到中国访问，都点名要参观茹古斋、看“天天笔会”。

“很多普通百姓，人生中拥有的第一件艺术品是从茹谷斋买走的。而买价都是艺术家成名前的价位。‘天天笔会’开了十年，书法作品的最高纪录是一次卖出99幅，绘画作品最高纪录是一次卖出88件。”刘国柱说。

一对东北老夫妻，在北京逗留7天，其中6天在茹古斋如痴如醉地看画家现场作画。画家是后来被称为“中国黄山第一人”方绍武先生，当时每幅画标价只有2000多元。夫妻俩当即买下16幅画，认为“将来把画留给子女，比房产金条更有意义”。如今，方绍武的画作的价格已经翻了两三倍。

一位艺术评论家对此表示：“这种模式使艺术家得以与普通百姓零距离交流，打破了艺术在普通人眼中“只可远观”的距离感，而且现场作画使得交易变得更加公正透明，天然地为入门级的收藏者规避了买到假画的风险。”

刘国柱认为，自己的这种模式对儿童来说更是重要。“儿童的艺术启蒙教育很重要。当你是个孩子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它能在你的头脑中形成强烈的印象，甚至对你一生的艺术观念、艺术品位产生深刻印象。周末，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看艺术家创作，这让我很欣慰。”

独特经营模式 实现了多方共赢

如今，茹古斋拥有200多名签约艺术家，全球总代理，三年一签。签约后，艺术家可以安心读书、思考和创作，其余事项均由公司按照协议代理，包括经费支出。

茹古斋对艺术家的选择标准，是“有创新意识和成熟艺术表达，但还没名气、处于困难时期”的当代书画家。按照刘国柱的话说，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

这是一种收藏家的意识。每个画家是否被社会认知，都存在临界点。突破了这个点，才会迎来市场的拥抱。刘国柱认为，突破临界点的工作，理应由画廊承担。

“我们帮助画家突破临界点，和他们结成战略联盟。以往，艺术家总是‘万事不求人’，从艺术构思到艺术品交易，都是自己来。在茹古斋，我们向他们提供信息，把市场上需要的书画品种、风格反馈给他们，把市场存在的、画家应该避开的问题告诉他们。”

刘国柱举了方绍武的例子。方绍武是安徽著名画家，但在安徽之外的其他省市缺乏影响力。签约茹古斋后，刘国柱和他一起整理思路，最终大家达成共识，黄山的画家来到北京，就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画面技术和艺术水平，必须要有社会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把黄山的美介绍给全国乃至全世界。

“画家一旦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他的作品就会有更多的文化内涵。这也就符合黄山市政府打黄山牌的需要，这就把画家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结合起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思路。”若干年后，方绍武的作品如今已经价格大涨。

有艺术评论家评论道：“茹古斋的经营模式，实现了艺术家、收藏者和画廊的三方共赢，而且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播和传承，产生了积极作用。”

文/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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