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没票活不了？粮票曾经如此牛逼！

今天，对于9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粮票是只有在博物馆（博物馆装修效果图）里才能见到的物品；对于8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童年时期在家中的某个角落或者父母的钱包里还曾经看到过粮票的影子，但印象已经不深了；对于70年代出生的人，唯一的记忆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粮票了。而对于四、五十年代出生的老人来说，在他们的青年时代，粮票的价值比冰箱、彩电这些东西要重要得多。

凭票计划供应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殊产物。



1950年，新成立的中国政府面对战乱之后几近崩溃的经济，开始酝酿粮食的计划供应，以满足全国人民的温饱。



1955年，全国第一套粮票正式流通，拉开了中国长达38年之久的“票证经济”帷幕。



在所有的票证中，粮票最重要。能领取粮票，吃上商品粮，不仅仅是一个生计问题，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那时候，光有钱可不行，吃饭就餐、买副食品等除了花钱还得用粮票。



没有粮票注定挨饿，到饭店买米饭、汤面，到商店买面包、烧饼、饼干等点心，统统要粮票。



旅行结婚时，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就是必须准备足够的全国粮票，否则出门就要挨饿。因为在那个年代，地方粮票只能在本地使用，到外地饭店吃饭时没有全国粮票，饭店是不会卖饭给你的。



如果换不到全国粮票的话，只能买一些馒头带着上路，在外地只买汤菜和着馒头吃。



更有意思的是，60年代后期，作为粮食作物的红薯，是不准随意买卖的。那时每年秋季红薯成熟时节，想要吃红薯，还需要到指定粮站里，凭一斤地方粮票（或购粮券）购买3斤红薯。



好心酸，只是想吃个饭而已。



再后来，街市里巷悄悄出现了农村来的“鸡蛋换粮票”的商贩。当时，富余的粮票是可以用来兑换鸡蛋或是其他生活用品的。



比如说，一斤地方粮票能卖两、三角钱，十斤粮票换一斤鸡蛋，100斤粮票换一个不锈钢锅。



几年之后，由于天灾人祸，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这时需要凭票购买的不仅仅是粮食，还有日用百货。



于是，从粮票又发展到肉票、豆制品票、油票、布票、棉花票、肥皂票、手表票、缝纫机票、煤球票等。



每家每户都有一本商品供应证，凡是商店的商品都要凭证供应。总之，在所能想得到的吃穿用的方方面面，票证严格地控制着人们的欲望，把中国人纳入全国统一的分配制度之下。



很多老人都清楚地记得，许多票证都以编号表示。普通分为几十个号，文革期间，多达上百个号。如1号是肉票，2号是油票，3号是豆制品票。



每月发下来一大叠票证，还要分上、中、下旬，过期不买的作废。有些还规定着商品等级，如烟票，一般按季度购买；城镇居民平时只能得到低档次的乙级、丙级香烟3至5包，节日才供应2包甲级香烟。烟票上印制“几等烟几包”，等等。



当年还有一些购买短缺工业品特殊“供应券”。人们想买一些短缺商品，不管是衣食住行哪一方面的东西，不仅需要攒钱，而且还需要凑够这些必需的票证，如年轻人结婚时，需凭结婚登记证才能买到一个马桶和一把拗手（洗脚桶）。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台钟等商品就更紧张，一般人是拿不到这种票证的。



粮票从人们的生活走进博物馆，其实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经济发展的转机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国家物资慢慢丰富起来，其表现之一就是，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



特别是进入80年代，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日三餐，副食增多，主食减少；农副产品和工业品等商品日益丰富。因此，票证制度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1985年，中国政府取消粮食、棉花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这可以说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也是中国农产品购销体制由统购统销走向“双轨制”的转折点。



直到90年代初，大多数中国人食品的构成中，依然是粮食(主食)多于副食，粗粮玉米、小米、高粱米(灾害时期包括薯类)多于细粮(大米、面粉)，蔬菜类多于肉禽鱼蛋。



一顿饭往往需要半斤到1斤主食方可填饱肚子。大城市每人每月油的消耗量是半斤，肉的消耗量是一斤，吃上一顿饺子、包子，就算是改善生活了。但那时候，老百姓的餐桌已经越来越丰富了，老百姓手中的钱也越来越多了。



1993年，一直作为我国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第二货币”——粮票，在完成自己38年的神圣使命后，终于光荣退休了。粮票的正式废止，意味着统购统销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粮票比钞票更重要的年代从此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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